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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在香港时，生活比较潦倒，住在一间在阳台上搭建的石屋里。他在港二十年存积的各类书籍没有地方放置，只好散落在露天阳台，用塑料布盖着。有一天，香港《文汇报》的社长来访，问他“怎么一个人敢住这里？”曹答：“怕什么？如有贼敢上天台来，我一定把他推下去！”社长恐他真的会做，便劝他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人要拿就让他尽管拿好了。
曹聚仁在这个石屋“诗意地安居”，一住就是九年，临搬家前在半夜忽闻梁上君子偷书，曹大喜：“这回总算遇到披襟共语的爱书人了，我一定把他视作知音留下来，并请他喝酒。”哪知用手电筒一照，那人衣着潦草，面有菜色，原来是收破烂的。曹聚仁连忙向其说明这不是论斤卖的废纸，而是万金不换的宝书，便送了他三百元港币将其打发走。
伟大的木箱改装专家
尽管曹聚仁学富五车，可到菜场买肉时，小伙计仍称其为“大师傅”，而隔壁的大嫂，见曹聚仁每天回家均带回一只八角钱的装苹果木箱，最贵的也是一块二的奶粉箱，便猜他是南货店的老板。曹聚仁向她解释说：“我不是什么老板。我买这么多木箱是因为没有书架，只好把一万多册的藏书塞进这些箱子里。”大嫂“哦”了一声：“原来你是大知识分子，是伟大的藏书家。”曹连忙摆手：“我不是伟大的藏书家，而是伟大的木箱改装家。我把一尺二高二尺长的木箱当作积木堆了起来，或横或竖，听我的安排。我可以和书把酒成欢，还可相拥而眠。我一个人解决了两个书房的全局，且从不要工友帮忙，这确是我的伟大之处啊。”
小标语：“书与老婆不借”
曹聚仁订的报纸，有上海出版的，有台湾航空寄来的，有本地早报、午报，计15种。杂志则更多，光在香港三联就订了11种，另有台北出的7种，本港的5种，根本看不完，有的还来不及打开就被塞进床底。“贫居闹市无人问”的曹氏，难得有一位本港文学青年来访。他一到这“书似青山常乱堆”的书房，便点名向曹聚仁借阅台湾刊物，曹不允，那位青年问：“你怎么这么小气？”曹氏要他看书房侧贴的小标语：“书与老婆不借”。
“一本正经”与“一本歪经”
有人嗜烟，有人嗜酒，曹聚仁最大的嗜好是看两岸三地出的不同政治色彩的报刊。有人问他能否将陆港台的报刊进行比较？曹答：“大陆出的报刊总是一本正经，本港出的则是一本歪经，八卦新闻多如牛毛。”“那台湾出的是否好些？”“两岸在政治军事上是你死我活，但就报刊均为党的喉舌方面并无差别。这就难怪台湾出的刊物，也是一本正经，文章的署名多为作者真名，不像香港这么满眼都是花名，连笔名都算不上。不过，台湾也有一本歪经的时候，如中央社报导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就是一本歪经。其实冰心在‘文革’中受到保护，当时还健在。”
“亦僧亦盗亦画工”
张大千是天才，这无人否认。他同时也是以假乱真——以制作假古画为世人所知的天才，这也是事实。曹聚仁就说过：“今日流传海外的石涛真迹，十幅之中，至少有四幅出于他的手笔。”为此，“鹿江”写了一首《假石涛像题诗》：亦僧亦盗亦画工，两眼财色冒瞎尊；奇装异服骚胡子，惯造妙闻招大风。
1950年，作为著名记者的曹聚仁赴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并主办《学生日报》、《热风》，并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撰写特约文章，1959年后同林霭民合办《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循环晚报》。
在此期间，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和中共双方都在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被选中的就是曹聚仁。他频频来往于北京和台湾之间，成为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蒋经国的座上宾，密商两岸和平统一大事。曹每次到大陆，毛泽东、周恩来都与之谈话。
中共领袖谈话中都表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图。曹也在返回香港后转道台湾，直接与蒋氏父子见面，转告中共方面的意见。
大陆与台湾经过海峡两岸的多次沟通，国共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一些共识：比如，国共两党都坚持一个中国，都维护祖国统一；国共两党也都有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曹聚仁曾建议，在两岸和平统一后，蒋介石可将庐山作为颐养天年之地。“文革”爆发后，台湾中断了与大陆的这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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